江蘇法院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來源：江蘇省高院 作者： 時間：2017-03-23 11:43:36
江蘇法院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1、韓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詐騙團伙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
2、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訴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環境侵權公益訴訟案
3、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4、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
5、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
6、張愛民等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破壞環境資源案
7、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訴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屠榮靈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8、程春穎訴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網絡約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9、全朝暉、韋軍等九人販賣、運輸毒品、非法持有槍支案
10、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訴如城街道辦事處、如城街道宏壩居委會等房屋拆除行政強制案
一、韓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詐騙團伙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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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間，蔡秉喨（又名蔡可名，由臺灣另案處理）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設立詐騙窩點組織電信詐騙。后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至該詐騙窩點擔任話務員。在詐騙窩點內，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伙同組織中的其他人員假冒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相關單位客服人員等身份，通過發送詐騙語音信息誘使被害人撥打詐騙窩點電話等電信技術手段，虛構國家工作人員查案需要查驗資金、收取保證金等事實，向不特定的多數人實施詐騙。通過上述方式，該詐騙窩點共計騙取人民幣2200余萬元。其中被告人韓彩菊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100余萬元，被告人宋秀芳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吳勇強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郭東明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700余萬元，被告人崔春香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600余萬元，被告人李情文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500余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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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昆刑二初字第00568號刑事判決，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韓彩菊有期徒刑十年三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宋秀芳等五人十年六個月至五年六個月不等有期徒刑，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一審宣判后，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訴。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韓彩菊等六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均屬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韓彩菊等人起次要作用，均系從犯。六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依法予以從輕處罰。本案中，被害人陳述、銀行匯款記錄、詐騙機房賬務報表、相關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及辯認筆錄等證據均能相互印證，足以證實上訴人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參與分工明確的詐騙犯罪組織，四上訴人共同協作參與詐騙共同犯罪，各自應對其參與實施的共同犯罪后果承擔全部責任。原審判決綜合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參與實施詐騙的金額，造成的社會危害后果，歸案后的認罪、悔罪表現及被告人吳勇強父母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的相關量刑情節，量刑適當。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蘇05刑終393號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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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系國內人員加入境外詐騙窩點進行電信詐騙的典型案件。由于我國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一直保持高壓態勢，一些詐騙窩點轉移到境外，甚至將撥打詐騙電話、網絡平臺、轉賬取現等設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給案件偵破和贓款追繳帶來了不少困難。隨著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國際合作的進一步開展，對境外詐騙窩點的打擊力度將持續加強。同時，也提醒廣大群眾，加大對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公安機關工作人員、稅務工作人員等詐騙電話的警惕，遇有此類情形要理性分析，必要時應及時向警方求助。
二、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訴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環境侵權公益訴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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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15年，被告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鴻順造紙公司）連續三年被查獲以私設暗管方式向蘇北堤河偷排濃度嚴重超出排放標準的生產廢水2600噸。徐州市銅山區環境監測站對該公司外排廢水監測數據顯示：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等污染物指標分別超過《紙漿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GB3544-2008）12.1倍、2.5倍、1倍。徐州市銅山區環保局曾經于2014年、2015年兩次對鴻順造紙公司罰款合計人民幣15萬元。2015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鴻順公司將遭受污染的環境恢復原狀或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其中修復費用以環境污染損害咨詢意見所確定的人民幣26.91萬元為基準的三至五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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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5）徐環公民初字第6號民事判決：鴻順造紙公司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服務功能損失共計105.82萬元。宣判后，被告鴻順造紙公司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鴻順造紙公司排放廢水污染環境，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該公司多次以私設暗管的方式偷排，非法排放行為隱蔽，在環保機關查處后依然違法排放，過錯程度嚴重。該公司連續三年被發現私設暗管排放廢水，查獲的廢水排放量逐年增多，有理由相信該公司實際排放廢水量遠高于被查獲的排放量。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要求以2600噸廢水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為基準，判決鴻順造紙公司在該基準的三至五倍承擔賠償責任，系主張鴻順造紙公司實際偷排廢水為查獲量的三至五倍。鴻順造紙公司有能力對該公司廢水實際排放量進行舉證卻未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應當認定徐州市人民檢察院所提主張成立。一審法院認定鴻順造紙公司應當以實際查獲偷排量2600噸的四倍計算侵權賠償費用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蘇民終1357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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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以來全國法院首批受理、最先開庭審理并作出判決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為全國法院審理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提供了可借鑒經驗。本案在審理中高度重視司法公開和公眾參與，合議庭由三名審判員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于當庭作出宣判；庭審向社會公開并且在新浪網等網絡進行了全程視頻直播，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法制日報等多家媒體進行了報道，社會反響良好。本案的審理體現了環境資源審判專業性特點，法庭邀請專家輔助人就環境保護專業技術問題提出專家咨詢意見，較好地解決了環境資源案件科學性和公正性銜接問題；科學分配舉證責任，確定在公益訴訟人提供證明被告排污量的初步證據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對排放量承擔舉證責任的證明規則，為解決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取證難問題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徑；初步探索了根據被告主觀惡性程度裁量具有一定懲罰因素的修復費用計算方法，對于從源頭上遏制企業違法排污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三、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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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舜天船舶）系江蘇最大國有上市船企。自2014年起，因受航運與船舶市場持續低迷影響，加之企業管理不善，舜天船舶經營陷入困境。2015年，公司股票被處以“退市風險警示”特別處理，面臨退市風險。2015年12月22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簡稱中行崇川支行）作為債權人，以舜天船舶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現有資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為由，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對舜天船舶進行重整。經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南京中院于2016年2月5日裁定受理舜天船舶重整案。針對舜天船舶資產效能低、債務負擔重、面臨退市風險等多重困難，南京中院經充分研究論證并主持重整參與各方協商后，在江蘇國信集團支持下，最終確定了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同步實施的重整方案，通過剝離虧損資產、注入優質資產，同時實施市場化債轉股，把握時機，高效挽救企業。重整方案經債權人會議和出資人組會議表決，在各表決組均獲得超過98%表決權的高票通過。經逐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參考證監會并購重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出具的專家咨詢意見，南京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批準重整計劃，終止舜天船舶重整程序。12月16日，舜天船舶完成了證券監管部門對于重大資產重組的行政審批工作。目前，重整計劃已基本執行完畢，債權人債務得到全額清償，公司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涉及的資本公積金轉增及股票劃轉等有關事項均已完成，經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開市起復牌，舜天船舶重整取得圓滿成功。
（二）典型意義
舜天船舶在實施重整過程中同步進行重大資產重組，開創了我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實踐先河，通過首創式同步操作，高效化解了企業危機，成為困境企業反轉投資策略的最佳選擇，其開拓性和創新性對未來上市國企脫困具有廣泛的示范效應。通過同步實施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舜天船舶擺脫了退市危機，實現了去產能、調結構的目標，使企業重回健康發展軌道，近86億元債務均得到100%清償，創下歷年上市公司重整最高債權清償率。通過提升資產盈利能力，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全案近55.86億元金融債權得到全額保護，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得到進一步優化。同時，舜天船舶重整成功，有效維護了3.1萬戶股東利益，為國家挽回稅款2億元，維護了民生和地方發展。舜天船舶重整案是人民法院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采用層報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有效解決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的銜接問題，為我國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審理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樣板。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四、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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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水務集團）制定的《供用水合同》中約定，用戶逾期交納水費的，除應補足應繳納的水費外，還應當支付從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應繳納水費數額0.5%計算的違約金。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認為，上述規定中違約金比例明顯過高，遠遠超過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金融機構計收逾期利息的標準，系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格式條款，不合理加重了消費者的責任。為此，江蘇省消費者協會曾多次約談南京水務集團，但該公司只是將違約金條款以留白的形式進行合同備案，并未按照江蘇省消費者協會建議的示范條款進行整改。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至法院，要求確認該違約金條款無效。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在詳細閱卷、厘清爭點后，立即組織雙方就違約金條款問題進行了充分溝通，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南京水務集團提交書面承諾，將原條款修改為 “……每逾期一日還應支付欠繳水費金額同期同檔貸款利率1.3倍的違約金”，并將修改后的條款報工商部門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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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水務集團修改涉案條款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以南京水務集團已對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糾正為由，向法院提出撤訴申請，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蘇01民初2034號裁定：準許原告撤回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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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江蘇省首例針對公共服務行業提起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城市供水、供電、供氣等行業屬于具有公益屬性的公共事業，同時也屬于壟斷行業，當出現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條款時，消費者個人往往難以維權。本案中，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代表廣大消費者群體針對南京水務集團的不合理違約金條款提起民事訴訟，經過法院的組織協調，案件得以圓滿處理，維護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促進了相關行業收費標準的規范化。本案是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施行后的一次實踐探索，對類案的處理和糾紛的解決具有引導示范意義。
五、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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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某出生于2008年10月13日，戶籍地為南京市建鄴區某住宅小區，系應于2015年9月入學的適齡兒童。南京市建鄴區教育局于2015年3月1日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2015年入學的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于同年5月20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公眾參與研討會，由參會代表對《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意見征求稿》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1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專家論證會，由參會代表對上述文件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5日召開辦公會議，專題研究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于同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在附件中對2015年建鄴區公辦小學招生計劃及施教區進行了規定，并于當日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根據上述辦法，顧某戶籍所在地屬于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學施教區范圍。顧某對施教區劃分的行政行為不服，于2015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建鄴區教育局的施教區劃分行為，并責令被告重新作出施教區劃分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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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建少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顧某的訴訟請求。顧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建鄴區教育局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后，根據建鄴區學校分布及適齡兒童數量、分布狀況劃分施教區，分別召開公眾參與研討會以及專家論證會，對本年度小學入學方案征求意見，并在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后，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會造成部分適齡兒童未能被安排至離家最近的學校入學，但由于建鄴區目前教育資源不均衡、適齡兒童及學校分布不均勻、街區形狀不規則，因此“就近入學”本身并不意味著直線距離最近入學。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未能完全滿足上訴人的利益訴求，但其在盡可能滿足個體利益的前提下，綜合考量社會整體現狀，兼顧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與個體利益的維護，符合行政權行使的基本價值取向。被訴行政行為對施教區的劃分符合建鄴區教育現狀，符合義務教育全員接納、教育公平、就近入學原則，不屬于法律規定的“明顯不當”情形。但同時，法院認為，被訴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間，被上訴人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據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蘇01行終139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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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南京法院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件。本案所涉劃分施教區問題，因關系到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本案在裁判中正確把握行政訴訟合法性審查原則，提出“就近入學”不等于直線距離最近入學，而應綜合考慮學校分布以及適齡兒童、少年的數量和分布狀況；“廣泛聽取意見”的“廣泛”不一定及于每個相對人，行政機關有一定裁量空間。因此，本案中行政機關的行為并不構成明顯不當，法院依法不應予以撤銷。但同時，本案體現了人民法院對合理性存在瑕疵的行政行為的積極作為，文書說理中直接指出：“被訴行政行為雖具有合法性，且不構成明顯不當，但其合理性仍存在提升空間，行政機關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從而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教育熱點問題的關切，推動了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對教育資源分配問題的再思考。
六、張愛民等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破壞環境資源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間，被告人張愛民、李楠、王杰、王學義等十五人利用張愛民設立的“蘇州鷹隼交流群”、王學義設立的“西北鷹獵群”以及“西安鷹獵群”、“寵物石猴買賣交流群”等騰訊QQ、微信網絡交流平臺相互結識，并通過支付寶、微信、銀行轉賬等支付方式，采取長途客運車輛快遞運輸等手段將非法獵捕的野生動物予以出售或非法收購，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二級重點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金雕、獵隼、游隼、雀鷹、獼猴、網紋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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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野生動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具有較高的生態、經濟和科研價值。保護、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對于維護生態平衡、改善自然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過度狩獵、棲息地喪失、黑市交易等，野生動物的滅絕速率呈逐步上升趨勢。案涉金雕、獵隼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本身屬于生物鏈頂端的物種，且繁殖率低、數量稀少，極易受環境影響，如再亂捕濫獵、非法交易，更易使其瀕臨滅絕，導致生物鏈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樣性被破壞，進而破壞整個生態環境，因此更需刑事司法保護。行為人非法收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后，即使未予以出售獲利而是自行飼養，或者在非法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過程中沒有獲利，但其行為均侵害了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資源，應以犯罪論處。
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蘇0302刑初189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張愛民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五千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對其他被告人亦處以相應刑罰。
一審宣判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在法定上訴期間內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迄今查獲的全國最大網絡販賣野生動物案，涉及10個省級行政區23個地市。當前，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不法分子愈發熱衷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非法收藏、販賣與食用，同時，網絡平臺和物流業的發展無形中為犯罪分子打開了方便之門。野生動物走私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毒品、軍火的非法貿易，嚴重威脅到自然生態平衡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已刻不容緩。本案的審理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今日說法》、《新華日報》、《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等全國30余家媒體報道，不僅有效提高了民眾的法治意識和環保意識，更彰顯了我國堅決打擊有關野生動物類犯罪、致力于維護生態平衡、保障國家生態穩定與安全的態度和決心。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七、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訴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屠榮靈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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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于1994年，營業范圍包括熱水器、燃氣灶、吸油煙機等的生產、銷售。
被告屠榮靈曾于2005年5月10日出資設立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8日及7月29日，櫻花衛廚公司以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為由，分別提起訴訟。兩案均經過一、二審，最終認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判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變更企業字號、賠償損失等。
2009年5月8日，被告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櫻花公司），2009年6月29日成立蘇州櫻花中山分公司，負責人屠榮靈；2011年6月2日，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中屠榮靈均占股90%。
2009年12月7日，被告余良成與被告屠榮靈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山水凈化電器設備有限公司，后該公司2012年10月被核準注銷。2011年12月1日，被告余良成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其中余良成占股90%。
被告屠榮靈、余良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從事廚房電器、燃氣用具等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的業務，不規范使用其注冊商標，使用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似的廣告宣傳語，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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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蘇州櫻花公司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被告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被告中山櫻花衛廚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上述公司均應依法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消除影響的民事責任；同時認為，原告櫻花衛廚公司的現有舉證并不能證明被告屠榮靈、余良成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濫用各自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進而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情形，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以和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僅為屠榮靈、余良成實施涉案侵權行為載體的事實依據不足。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蘇州櫻花公司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20萬元；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的行為，賠償損失30萬元；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50萬元；上述公司刊登聲明，消除影響。一審判決后，櫻花衛廚公司、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均提起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蘇州櫻花公司等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屠榮靈作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經有過侵犯櫻花衛廚公司知識產權的歷史，在法院判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構成侵權的情況下，屠榮靈又相繼成立了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主觀惡意明顯。余良成作為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明知櫻花衛廚公司的“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與其自身注冊商標的區別。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至今系以侵權經營為主業，屠榮靈與余良成應對此承擔相應責任。綜合上述分析，足以認定屠榮靈與余良成在明知櫻花衛廚公司“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商譽的情況下，通過控制上述公司實施侵權行為，其個人對全案侵權行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應對上述公司所實施的涉案侵權行為所產生的損害結果承擔連帶責任。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5）蘇知民終字第00179號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將“櫻花”作為其企業字號；停止侵害櫻花衛廚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連帶賠償櫻花衛廚公司經濟損失（包括合理費用）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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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重復侵權、惡意侵權糾紛，屠榮靈在前案判決后，陸續成立新的公司繼續實施侵權行為，公司成為其實施侵權行為的工具和載體。本案二審判決在判定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等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停止使用“櫻花”字號等的同時， 結合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觀惡意、公司股東構成及公司的侵權行為，最終認定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判令屠榮靈、余良成對公司的涉案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本案的判決，充分體現了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加大懲治力度的司法裁判引導作用，對于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具有典型意義。
八、程春穎訴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網絡約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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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張濤為其所有的蘇AT9M32號轎車在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保險金額為100萬的商業三者險，保險期間均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7日止。蘇AT9M32號轎車行駛證上的使用性質為“非營運”，保單上載明的使用性質為“家庭自用汽車”。
2015年7月28日，張濤通過打車軟件接到網約車訂單一份，遂根據訂單駕駛蘇AT9M32號轎車搭載網約車乘客，行駛至清水亭東路丁字路口右轉彎過程中，遇原告程春穎駕駛電動自行車直行通過該路口發生碰撞，致程春穎構成傷殘、車輛損壞，張濤負事故全部責任。后程春穎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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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保險合同是雙務合同，保險費與保險賠償金為對價關系，保險人依據投保人告知的情況，評估危險程度而決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險費。保險合同訂立后，如果危險程度顯著增加，保險事故發生的概率超過了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對事故發生的合理預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險合同的約定要求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對保險人顯失公平。基于此，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在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的，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約定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險人未履行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
在當前車輛保險領域中，保險公司根據被保險車輛的用途，將其分為家庭自用和營運車輛兩種，并設置了不同的保險費率。相較于家庭自用車輛，營運車輛的運行里程多，使用頻率高，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營運車輛的保費接近家庭自用的兩倍。本案中，張濤將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用于網約車營運活動，使被保險車輛危險程度顯著增加，其依法應當及時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因張濤未履行通知義務，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據此，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蘇0115民初5756號民事判決：原告程春穎因本次交通事故產生各項損失合計279236.34元，由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賠償120000元，由被告張濤賠償159236.34元。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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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滿足了社會公眾多樣化出行需求，但由于尚處起步階段，相關配套制度并未健全，網約車參與人的權利義務缺乏清晰界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積極探索糾紛解決方案，對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進行區分處理，并認定由于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從事網約車載客活動增加了車輛的風險，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公司，被保險人未通知的，因載客活動發生的交通事故，保險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該裁判規則基于對各方合法權益的平等保護，體現了對保險法基本原則的貫徹，對于規范網約車保險行為、促進網約車行業和保險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九、全朝暉、韋軍等九人販賣、運輸毒品、非法持有槍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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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5日，被告人全朝暉和被告人韋軍電話聯系販賣毒品事宜后，全朝暉指使被告人方剛橋及陳新華（另案處理）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與韋軍進行毒品交易。抵寧后，方剛橋將約5千克冰毒和469顆麻古交予韋軍。韋軍指使被告人朱靳將上述毒品向陳兵（另案處理）及被告人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等人販賣后，又指使朱靳先后向全朝暉提供的銀行賬戶匯付毒資共計人民幣66萬元。
2013年8月3日，全朝暉與韋軍再次商議販毒事宜后，全朝暉與方剛橋、陳新華一同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途徑江西撫州時，全朝暉下車留宿撫州，并安排方、陳二人繼續駕車來寧。8月4日，方、陳二人抵寧后將毒品交給受韋軍指使前來取貨的朱靳，后朱靳攜帶毒品至其暫住處附近時被公安機關抓獲，當場查獲毒品甲基苯丙胺5988.25克、氯胺酮823.36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均在85%以上。偵查人員從朱靳暫住處另查獲海洛因1.577克、氯胺酮38.948克，并查獲韋軍于2013年6月以來藏匿于該暫住處的手槍2支、獵槍1支、子彈11發，經鑒定，上述槍支均具有致傷力。當日，韋軍在其住處小區內被公安機關抓獲。8月5日，全朝暉在江西省撫州市環城南路附近被公安機關抓獲。
本案中，韋軍以販賣為目的共向全朝暉購買甲基苯丙胺約10988.25克、麻古469顆、氯胺酮823.36克。其中，韋軍指使朱靳向陳兵販賣甲基苯丙胺約500克、麻古200顆；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共計向楊聯合販賣甲基苯丙胺1027克、麻古200顆，楊聯合向白云容（案外人）販賣甲基苯丙胺約6克；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向陳雪販賣甲基苯丙胺925克，陳雪將其中約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王毓彬，王毓彬向羊磊（另案處理）販賣甲基苯丙胺約12克并被公安機關抓獲；韋軍指使朱靳三次向劉金城販賣甲基苯丙胺1250克，劉金城將其中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楊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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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寧刑初字第3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全朝暉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韋軍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方剛橋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楊國華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王毓彬犯販賣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九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上訴人全朝暉、楊國華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運輸毒品，其行為已構成販賣、運輸毒品罪；上訴人方剛橋明知是毒品而運輸，其行為已構成運輸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王毓彬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毒品，其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槍支，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上訴人韋軍、朱靳犯數罪，依法應數罪并罰。全朝暉指使方剛橋運輸毒品，韋軍指使朱靳向他人販賣毒品、非法持有槍支，均系共同犯罪。方剛橋、韋軍、劉金城、王毓彬、楊國華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依法應從重處罰。劉金城、王毓彬曾分別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販賣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販賣毒品罪，楊國華曾因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判，又犯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依法應從重處罰。朱靳、楊聯合、王毓彬歸案后對部分事實如實供述，均構成坦白，均可從輕處罰。原審判決對九名上訴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蘇刑一終字第00096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近年來，我省毒品犯罪持續高發蔓延，案件數量急劇增長，毒品犯罪態勢極為嚴峻。與此同時，毒品犯罪日趨隱蔽化、集團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不斷翻新，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打擊，不斷提高反偵察意識和措施，給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收集和審理提出了很多難題。本案中，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在涉案毒品犯罪團伙中分別處于第一、二層級，二人均是零口供，且涉案毒品交易方式多采取安排馬仔取貨、存貨、送貨，從而實現二人與毒品的“人貨分離”，因此，如何通過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客觀證據形成證據鎖鏈對于定案十分關鍵。經法院審理查明，雖然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對于犯罪事實均不供認，但是通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手機通話資料、聲紋鑒定、銀行轉賬記錄、記賬本等一系列客觀證據形成的鎖鏈，足以鎖定二人的犯罪事實。本案涉案毒品數量大、層級多、分工明確，在南京地區形成了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販毒脈絡，且顯現出“槍毒合一”的特征，社會危害性極大，最終判處兩名被告人死刑、六名被告人死緩、一名被告人無期徒刑，對于嚴厲打擊和預防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十、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訴如城街道辦事處、如城街道宏壩居委會等房屋拆除行政強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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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18日，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冷拉型材公司）與如城街道宏壩社區居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宏壩居委會）簽訂《土地租賃協議》，土地租賃期限自2003年10月起算至2021年10月止。2011年8月20日，冷拉型材公司的房屋被強制拆除。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城街道辦事處共同拆除，遂訴至法院，要求確認三被告共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為違法；宏壩居委會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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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73號行政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冷拉型材公司房屋的行為違法，駁回冷拉型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冷拉型材公司、如城街道辦事處、宏壩居委會均提起上訴。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三被告共同拆除；如城街道辦事處主張其未拆除涉案房屋；宏壩居委會主張涉案房屋系由其拆除而非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本案一審庭審中，冷拉型材公司申請證人出庭作證，該證人證言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房屋拆除視頻資料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多名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城管人員；冷拉型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證人出庭作證申請書》亦主張，錢德圣（案外人）曾經受如城街道辦事處某領導的指派參與強拆前后與上訴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談判。據此，冷拉型材公司已完成初步舉證責任，在如城街道辦事處無相反證據予以反駁的情況下，一審法院認定如城街道辦事處強拆房屋正確。同時，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故冷拉型材公司主張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無事實依據。第三人宏壩居委會并無賠償能力，且與涉案土地開發無關，其主張涉案房屋系其組織人員拆除不符合常理，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法院對其主張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被強拆前未給予冷拉型材公司補償安置，如城街道辦事處亦未提供強拆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據，一審法院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涉案房屋行為違法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蘇行終387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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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拆除房屋均應依法拆除。實踐中，在難以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情況下，違法強拆的情況時有發生。行政機關拆除房屋時，往往并不通知所有權人到達現場，導致權利人在行政訴訟中對于確定強拆主體的舉證發生困難。本案裁判明確，在房屋所有權人提供了行政機關實施強拆的初步證據，而行政機關不能提供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當推定權利人關于強拆主體的主張成立，避免出現權利人房屋被拆除后行政機關推諉承擔責任的局面。該裁判標準對于規范行政機關依法強拆行為、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